日前，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与鲁迅文学院共同主 办的“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研讨会暨《人民文学》杂志英语版PATHLIGHT(《路灯》)介绍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 话。研讨会上，《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原外文出版社总编辑徐明强、PATHLIGHT编辑总监艾瑞克以及作家陈谦、冯唐、李洱、徐则臣、阿乙等就 “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这一话题阐发了各自的观点。
——编 者
吉狄马加：
文学译介是一个国家对外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日本和韩国将文学的对外译介作为其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依靠众多基金会和中介机构完 成。日本对于安部公房、川端康成等的对外推介极为成功，对战后日本的形象提升、文化影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影视之外，包 括小说、诗歌等在内的当代文学作品译介，目前看也很成功。中国文学作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日益受到国外读者的关注。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正在向文 化强国迈进，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对外介绍我们自己？
中国作协对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的投入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在世界的扩大，外界渴望了解文学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展，这种对应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今，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有十几万种，但西方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过几万种，这种译介互动极 为不对称。这有历史的原因，但缺少整体的文化沟通平台也是原因之一。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文学译介离不开翻译，翻译也是不断在探索的过程。虽然翻译被称为“遗憾的艺术”，但只要人类存在，只要各种民族仍在运用不同的语言，翻译就会持续下去。翻译是在第三空间创造着，它将母语中消失的东西在第三空间呈现了出来。
马尔克斯曾说，《百年孤独》的英译本比原著要好。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客观反映了《百年孤独》的英文翻译中带给读者很多读西语版时难以想象的体验，这体现了翻译的重要性。
以诗歌的对外译介为例，就我个人的体验，诗歌的翻译要么译者本身是诗人，对母语和汉语有双重的、深刻的理解；要么借助一个懂汉语的人来合作完 成，从而创造更为独特的翻译文本。翻译的过程中，作品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形成某种差异，与母语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由作家、翻译家、出版机构等共同形成沟通机制，通过翻译创造新的文本，经这些文本将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高水平地、艺术地体现在另一种语言中， 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做的一件事。我们的文学传媒和国际文学活动应该最大可能地实现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文学之间的互译交流，进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增进中外文 学的互动。
施战军：
前一段时间，很多作家去参加美国书展，媒体上有一些反映。这些反映的真实度有多少？在现场交流的文学对话有怎样的矛盾、分歧？中国文学与世界文 学的对话程度以及进一步沟通互动的可能性怎样？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思考，除了看本国同行们之外，中国作家也在自觉地看着国外作家创作的基本状况，他们时刻在 与国外文学进行着潜对话。这种对话从新文学开始时就存在，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某种高度，到今天，这种对话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由和自觉。
国外的作品只要在该国或该语种中产生重要影响，很快就能在中国看到中文版，这是一个奇迹。这说明，中国作家对于世界文学资源的了解和占有率是非 常突出的。但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对于外国的影响远远不如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逆差是这几年来文学界一直在谈论的话题，这构成的另一种参照系，同 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考资源，请作家们思考，来促进我们的创作。
PATHLIGHT翻译成中文就是“路灯”，2011年秋天创刊，在国家的关怀和中国作协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搭起这架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 桥梁。从2011年至今，PATHLIGHT影响越来越大，每年出四期，内容有的是按照文学活动来编排，比如美国书展专刊、伊斯坦布尔书展专刊等，还有鲁 迅文学奖专刊、茅盾文学奖专刊。我们希望，这架桥梁、这本刊物有自己的灵魂和自觉，所以从2013年开始，杂志开始实施以文学性为主题的刊期计划，策划的 主题包括“未来”、“速度”、“丢失与寻找”、“中国多民族文学”、“性别”、“重述历史与神话”、“自然文学”等。我们办刊的目标是，不仅要传达中国声 音、中国故事，而且要让国外读者看到中国作家是有世界眼光的，认识到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记录者，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写照者。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借办刊深 入探讨，中外文学互译不对等现象的成因，以及如何寻求和建立一种对等、对称的对话和互动的路径。
陈 谦：
我是在英语世界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所以在两个语境中关注到一些问题。这几年都在说中国文学推介到西方，但为什么觉得读者的接受度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值？
首先我认为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一项长期工作，国外读者的接受也需要时间。另外，文学不能以经济上GDP的概念理解。文学是精神世界的产物，如何让 生存条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有很大差异的读者理解我们的作品并产生共鸣，是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西方读者，了解文学译介的环 境、受众及其想法。
我经常问美国读者，他们最能够接受的亚洲作家是谁？大部分读者回答是村上春树。村上作品翻译的成功和他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 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新创造。村上春树的译者做到了这一点。村上作品的英译本简洁，意境也很美，英文读者很好接受。从翻译的技术上 讲，还应该考虑到译者要与原作者的文学气质相匹配。
文学对外译介还应了解读者构成，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完成了流行文化革命。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成了文化主流，读文学小说的基本都是“高 眉”(high brow)读者，是金字塔最上端的那些人。那么，怎样才能让高端读者接受呢？这牵涉到小说的写作方法。当年美国流行文化革命的同时，传自德国的接受美学也 在美国被普及，读者的参与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最后完成。“高眉”读者有强烈的参与愿望，他们要求小说留下足够的线索和余地，供他们补足和发挥，而不希望简 单接受作者描述的社会现象。
如今不少中文小说不存在强迫作者精练、藏掖、留白、暗示、多义的市场压力，不太符合美国“高眉”读者的阅读习惯；另外，一些中国小说对人物内心 缺乏关注，作品中看不到人的成长，难以吸引文学读者。而美国的“低眉”读者则喜爱类型小说、罗曼司小说，也不会对以文学内容输入的小说感兴趣。
最后，文学中译外其实也很重要。中国作家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会对他们与西方读者的交流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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