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贵州情怀：一个人和一片土地”系列研讨会之戴明贤乡土书系研讨会在贵州省文史馆举行。与会专家们以我省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作家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再版改名《安顺旧事——一种城记》)、《物之物语》、《黑白记》、《子午山孩》为主要研讨书目，围绕戴明贤多年来对贵州地方文化做出的贡献踊跃发言。
“贵州情怀：一个人和一片土地”馆员作品系列研讨会，是贵州省文史馆为纪念建省600周年举办的系列活动，戴明贤作品研讨会是该系列活动的首场。钱理群先生专门从北京发来了近万字的书面发言，认为“戴氏四书”实际上书写了一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贵州人史、精神史”；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担任戴明贤三部专著责任编辑的杜丽则评价戴明贤是“有着史家视野的散文家、有着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有着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大教授)
他的作品有“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贵州文化精神
“戴氏四书”所写，基本上是“乱世”下的人的命运、生存之道：《子午山孩》里清代(19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内地灾祸、战乱；《安顺旧事：一种城记》里抗战时期(20世纪四十年代)的国难；《物之物语》里文革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乱。而作为写作“四书”的背景与动力的，却是作者面对的21世纪初的所谓“太平盛世”里的另一种紊乱，即人心之乱，人性秩序的破坏和混乱。明贤先生所关注与抒写的，是乱世里的普通百姓、普通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里的对人性及民间伦理的坚守，所显示坚韧的生命力量，以及经过动乱的磨炼而升华出来的精神质量。我在《一个人的安顺》序言里所提炼的“气定神闲”四个字，其实还有一个修饰语：“看惯宠辱哀荣”，这样，“气定神闲”就有了更为深广的历史内容：历经乱世，饱受磨难，看惯看透，就将一切置之度外，“气定”而“神闲”。我们因此可以说，所谓“戴氏四书”，实际上是透过几个散点透视，书写一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贵州人史、精神史；贯穿其中的，正是这“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贵州文化精神。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精神，应该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贵州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其神韵所在。明贤先生显然是要通过自己的开掘，再现，召回已经被遗忘的历史精神，作为应对现实生活里的人性、人心�；木褡试�，可谓用心良苦。
我还要强调的是，明贤先生是把自己的主观精神渗透于他所发现的贵州文化精神的，因此，也是一个自我发现。这样，我们就还需要讨论“戴氏四书”里所显示的“戴氏精神”。我想从明贤先生自称“散漫的人”(《一个人的安顺》后记)里，提升出一个概念，叫“散淡精神”。这可以说是“气定神闲”的贵州文化精神在明贤先生身上的体现。前面所引明贤先生的话：“得失毁誉，原在度外，一言以蔽之：自娱而已”(《书展自叙》)，其实就已经将他自己坚守的“散淡精神”，作了很好的概括。散淡精神强调“淡泊自守”，和明贤先生多有接触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他已经把散淡精神的为人处世与自处的原则，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了。这样，他就摆脱了一切有形无形、外在与内在的壁障，获得了自由：很难想象，没有自由心，明贤先生能写出“戴式四书”这样的超越、超脱的大书。“散淡即自由”，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警示，也是激励：我们即使做不到明贤先生那样洒脱，总可以尽量拒绝诱惑，多少保持一点内心的安静与自由吧。
杜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他是有史家视野的散文家、有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有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有“两传一城”的说法，其中“两传”指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一城”则是沈从文的《边城》，三部作品写的都是故乡人物和往事，人物命运都是令人唏嘘感叹，艺术风格都是深挚隽永。我以为，戴明贤先生的《安顺旧事——一种城记》是为中国文学又贡献了“一城”，以后再谈起这四部永恒的经典时，完全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传两城”。
当代作家中专注于写一个地方的作家不在少数，贾平凹专注于商州和西安，莫言专注于高密东北乡还因此走向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戴明贤先生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除了艺术性，他还有学者的情怀。所以，我说他是“有着史家视野的散文家、有着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有着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
戴明贤先生的这几本书，都不是热销书，但是，作为责编，我送出去的每一本书都有回响，这就是文化积累、文化效益。有机会来贵州的朋友都想来见见戴明贤先生，都想去一趟安顺，有朋友在安顺看到戴明贤先生手术的匾额都兴奋地打来电话——的确，戴明贤先生已经成为了“贵州文化名片”、“安顺的文化名片”，他的读者都是高品质读者。这是一个小众阅读的年代，我坚信，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销售了多少册，而在于它被多少个读者用心细读，被多少个读者珍藏在心头。
刘学洙：(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
他对乡土与乡亲，包括不同阶层、不同人物命运，都感同身受，倾好几年前戴明贤与钱理群合作主编《贵州读本》时，钱先生在一次会上说：明贤到了老年却更进入创作旺盛期。当时在座的唐莫尧学长(已故)冒出一句：我看我们贵州，散文写作能够问鼎中原的恐怕要算戴明贤。这些都是十年前的旧话，现在看来他们两人的话是不错的。“戴氏四书”中，除了《黑白记》，其他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贵州往事系列”在全国连续推出，这个现象，在贵州比较少见。这使戴明贤当之无愧成为国内知名的贵州乡土作家。
我觉得明贤这辈子有两个时间段特别宝贵，一是从出生到1949年，他生长在安顺民间社会，以他的天资悟性，以及家风家学和黔中文化很深的影响，他的乡土文化基因是很深厚的；二是从“四清”到“文革”结束，他被下放到大方农村教书，与当地乡亲结下深情，又摆脱了恶浊政治环境的污染，正好潜下心来饱读诗书，结交山民。这是天赐良机，因祸得福。他对乡土与乡亲，包括不同阶层、不同人物命运，都那样感同身受，倾注深情，写得栩栩如生，细腻动情。他的文章不是硬写出来，是感情流淌，妙手天成。贵州这块乡土给他的赐予非常大，而他对乡土的反哺与回报也非同寻常。
何光渝：(省文联原副主席)
他的作品观人、读书、见史，能触碰到人心中的某一处，或是痛处、或是柔软处。
戴明贤是跨界的文学艺术家，他既是有名的书法家，又是文学家，而且在两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据我所知在贵州两个界有如此成就的就凤毛麟角了。我对他的“四本书”拜读的时间不一，总的印象是观人、读书、见史几个字概括，虽然读其书的时候不能详其首尾，但是确能触碰到人心中的某一处，或是痛处、或是柔软处，这是我对他的书的感觉。他写了近百年的时光，连起来是一个人连绵贯穿的生命轨迹，是他的轨迹，也是贵州人、安顺人的生命轨迹，风云繁华又朴素沉寂。我读他的《一个人的安顺》和《物之物语》，我觉得他好像在玩“沙漏”一样，把沙漏里面的时间一点一滴的漏下来交还给读者，让你自己去品味。
我很惊诧于他博闻强记，而且还博闻强识。他的题材看起来散漫，内容也很博杂，他读书之多自不待言，在某种意义上他给我开了一种与我平常完全不同的书单，很有价值，所以我会找他当中涉及的一些书籍学习，学养和性情是相通的，天地宽阔心无挂碍，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的笔路是天然去雕琢，虽然是悠闲落笔却绵里藏针，我觉得他的文章、他的文字看似朴实无华，其实在细读之中会体会到知识汪洋，妙趣暗生，精微之处信手拈来，扎人稳、准、狠。
彭晓勇：(贵州出版集团董事长)
他不同蹇先艾、也不同沈从文、他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涵义。
对于戴老师的作品，我想用这样一个题目来作为我的发言，这就是“乡土中国的贵州景愿”。“乡土文学”在我看来有以蹇先艾为代表的乡土派，另一派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派，戴老师创作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不同是戴老师没有义愤填膺地去批判现实，也没有像沈从文先生那样哀婉的去唱一支挽歌。他的作品表达了小城安谧栖息在那块土地上，安静的固守文化的根本，安详地应对时代的变化，因而戴老师这种乡土文化的创作，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涵义，表达了另一种乡土理想世界。另外一个不同是戴老师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回过头去看自己生活过的小城，用人类文化学的理论去创作。
戴老师的作品写出了动荡时代的生命群像。他用一些片段和场景，让我们看到一个丰富、生动、鲜活、感人的生命群体，也写了他们散淡自如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在戴老师的中个表现得很丰富，很美丽，他们有坚韧自若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受到什么挑战，始终对生活从来没有绝望，对生命从来没有失望。他写人的命运没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但是在这种淋漓叙述，朴素的描写当中，你会感受到命运在小城人心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是戴老师的作品对贵州文学，乃至于中国文学所做的独有创建。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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